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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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萬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萬321人，占到总人口13.2%[1]。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24]。
问责及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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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事件被揭露后，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1966年8月文革开始后，郑州大学内出现了《千刀万剐吴芝圃》的大字报，大字报中称，“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之后，前往四川任职的吴芝圃被革命群众一路押回河南批斗，最终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官方平反。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时任信阳地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路宪文在管押期间，因“能坦白认罪，愿意悔改”，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豫法刑一字第15号刑事判决书按渎职罪从轻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1960年11月16日起至1963年11月15日止。路宪文1975年重新入党，1979年任河南省百泉农业专科学校（现河南科技学院）校长，恢复副厅级高干待遇，1993年病死，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文革后其曾经多次上告要求平反，被胡耀邦点名批评。
事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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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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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称，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共中央批示并肯定该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25]。
改革开放后，事件的调查和反思又重新被提起，但只在小范围内公开。当事人的反思在进入1990年代后逐渐有定稿，但到了21世纪后逐渐为人所知。
直接当事人的三篇文稿在学术圈中有较大影响力：一是1993年春，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的二万字回忆《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二是张树藩的前秘书余德鸿，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三是路宪文口述，女儿路霞整理，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路宪文在回忆中认为，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将“信阳事件”只理解为发生于信阳的孤立案件并不正确，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也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是59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路宪文同时认为责任不应当只由基层官员来背，他认为，李先念是“提前强行征购粮食”的始作俑者。正是由于“提前强行征购粮食”，加剧了“信阳事件”饿死率，也是“信阳事件”的责任者之一。
对于毛泽东，路宪文也提出了他的质疑，他认为虽然事件发生后，河南省委给毛报去了5,000人饿死的假数据，但作为毛不可能不知道大面积饥荒的事实，即便是5,000人，也是“惊天动地的”，“但毛泽东当时到河南视察时却毫不追问此事，而是大讲一些鸡毛蒜皮的共产风问题。不知何故？”另外，路宪文对于毛一方面定性“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另一方面在公安部“杀2万人”的处理方案提交毛泽东后，毛却认为“饿死人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驳回了处理方案，这种手法的前后不一，“令人疑惑”[26]。
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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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信阳光山县十里鎮高大店村吴围孜自然村村民吴永宽自筹资金建成中国首个“信阳事件纪念碑”，并搜集整理了1959年全村罹難者名单[20][27]。
2015年8月，线装书局出版张向持著《圣殿：1959-1961信阳大饥荒沉思录》[28]，系统介绍了信阳事件的背景及经过、结果。[29]